人民日报:西方国家民主权力和公民自由一连退步

　　原题目：西方国家民主权力和公民自由一连退步（人民视察）

　　罗文东

　　近年来，海内外学者纷纷使用“逆境”“衰落”“倒退”等观点和话语来指称今世西方政治危急的现状和趋势。例如，一些西方研究机构公布评估陈诉，指出全球政治权力和公民自由泛起退步。今年2月，美国学者福山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25年前，我不知道民主制度会怎样倒退，也没有理论来谈这个问题。现在我以为，民主制度显然可能倒退。”一直以“民主和自由的天下”自我标榜的西欧国家陷入政治逆境和民主倒退，并不是无意的征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并反作用于经济。西方国家金融危急与政治危急相继发生，讲明今世资源主义危急已经由经济领域伸张到政治领域，系统性、严重性和顽固性特征越来越显着。

　　对民粹既排挤又使用的两面性，使西方的普选民主走进死胡同

　　从选举制度看，每隔几年上演一次的总统、州长、议员等选举，日益沦为富豪、显贵角逐的花招和滋生民粹主义的温床。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子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2014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一文中写道：2000年以来，民主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民主只剩下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用运转所需的权力和体制保障。”美国《纽约时报》和天下广播公司团结举行的一次观察显示，至少84%的选民以为，现在的美国选举中流入了“太多款项”；85%的选民以为，除非革新或彻底重修美国的选举制度，否则无法改变“款项政治”的状态。就连美国前总统卡特也认可：“无限制的政治行贿成为提名总统候选人或当选总统的主要影响因素”，美国的“政治系统已遭到倾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都体现出反全球化、反精英、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倾向。统治阶级既要维护资产者的自由民主权力以及少数人的特权，又要使用公共的非理性及其手中的选票来支持自己。这种对民粹既排挤又使用的两面性，使西方所谓的“普选民主”走进了死胡同。

　　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连续的政局动荡

　　从政党制度看，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政局动荡，袒露出西方政党政治的严重弊病。在西方宪政模式中，执政主体实质上是占生齿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而占生齿多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反抗资产阶级的榨取和聚敛，却被视为“多数人的虐政”。在选举中，各政党为吸引选民而轻率许诺，相互指责诅咒；获胜的政党对支持者投桃报李、照功行赏，对政府公共资源随意分配，就像战争中的获胜者朋分战利品一样。这种政党分肥、党争不停却不解决民众现实问题的政党制度，招致西方民众的极大不满。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桑德斯、特朗普这些“起义型”政治人物的崛起，反映了人们对传统两党政治的厌倦和失望。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都是由这样一些人利用的，这些人把政治酿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契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舞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答。“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到达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敷衍这两大政客团体，这些人外貌上是替国民服务，现实上却是对国民举行统治和掠夺”。

　　“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使政府不能就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实时作出决议

　　从政府体制看，党派竞争经常异化为政治恶斗，“三权分立”蜕变为权力掣肘，“否决政治”一再上演，使政府不能就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实时作出决议，甚至泛起政府运转失灵。上世纪70年月以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频频导致政府预算案难获通过，联邦政府近20次被迫关门，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13年。每次联邦政府关门都带来庞大经济损失，影响民众正常生涯。国会在美国政府中算是最为“民主”的机构，由于议员是普选发生的，但近几年美国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到9%。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库普乾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揭晓《民主的隐忧》一文，指出：“自共和党2010年获得众议院控制权以来，党派反抗阻挡了险些所有问题的前前进伐。促进经济增加的法案要么未获通过，要么被显着打折没有用果。移民革新和停止全球变暖的立法甚至基础无法摆上桌面。无效的治理，加上日复一日的党派斗争，已经将民众对国会的支持率降至历史低点。”在西方蓬勃国家内部，议会、政府和法院经常相互拆台、打架，政府债台高筑、运转失灵，基础没有实现民主的现实基础；西方民主输出到中东、苏东等地域，造成经济萧条和社会冲突。可以说，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进入了一个“回潮期”或“衰退期”。

　　执法眼前人人同等成为蜃楼海市，大资产阶级的人治和专制主导资源主义法治运行

　　从执法系统看，西方虽然标榜“宪法至上”“执法眼前人人同等”，但受金融财团和势力团体的影响，主导资源主义法治运行的实质上是大资产阶级的人治和专制。在美国，宪法诠释权被联邦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所掌握。他们由总统提名而非选举发生，既差池民众卖力，也不受议会控制。他们多数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学家、状师和政客。2008年国际金融危急发作后，华尔街的资源家不仅没有从中吸收教训，反而勉力游说国会，试图抹杀所有金融羁系法案，导致羁系华尔街、革新金融秩序的《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多年后仍是一纸空文。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以政治捐钱属言论自由为捏词，裁定政府限制企业、工会等的政治捐钱违宪；2014年又进一步作废小我私家对候选人和政党的捐钱上限。这就使资金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和司法领域，为有钱人影响政治的“言论自由”提供更充实的保障。在日本，安倍政府果然绕过宪法的划定，通过新安保法、排挤宁静宪法，这不能不说是对西方宪政民主的极大讥笑。

　　今世西方政治危急不是无意的、短暂的征象，而是金融垄断资源增强聚敛统治的一定产物，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源主义基本矛盾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在西欧资源主义国家，“主权在民”的理念和“宪政民主”的价值，不停被“多数人统治”的抽象形式与资产者专政的实质内容之间的矛盾、少数蓬勃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与天下各国人民追求宁静生长的时代潮水之间的矛盾所证伪和否认。英国《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伯把跨国公司、国际银行和卡特尔组织称作“利维坦”，以为这些重大的垄断组织已成为民主的敌人。埃及著名学者阿明也警示人们：再也不能接受“所谓民主与资源主义一致的看法”了，一定要苏醒熟悉当前资源主义推行的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潜藏着专制主义”。

　　马克思在剖析资源的历史运气时深刻指出：“当资源最先感应而且意识到自身成为生长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遁迹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源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约束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源的解体和以资源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急发作后，资源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成为生长的限制，它被迫在增强政府管制、反全球化、助长民粹主义等形式中寻找遁迹所，但终究不能扭转资源主义走向消灭的历史大趋势。美国奥巴马政府为振兴经济和恢复两党互助所作起劲的失败，袒露出西方资源主义政治功效的系统性失调。美国著名学者莱斯比特视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急的配景下，西方民主体制的毛病一再袒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制度在与资源主义制度的竞争中显示出庞大优越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研究中央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

责任编辑：李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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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6-23 00: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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